2017年人民日报人民时评(1月汇总) - 2018年事业单位考试资料_2018事业编考试资料-事业单位考试资料网 - 伟德娱乐_伟德娱乐直营官网_老品牌值得信赖

伟德娱乐直营官网

来源:伟德娱乐直营官网 2017-02-09 14:35:20
   2017年事业单位考试文章写作必备: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2017年1月汇总)
 
    >>>点此下载word打印版
 
    让基层医疗脉络更通畅
 
    县级医院“吃不下”,一床难求,群众意见大;乡镇医院“吃不饱”,资源浪费,医务人员不满意,怎么改变这种情况?近日召开的全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工作现场会上,来自安徽天长、福建尤溪、江苏启东、青海互助4个示范县(市)的改革经验,让人看到了基层医疗通过优化结构提升服务能力的现实途径。
 
    县级公立医院,被视作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龙头,能否将大部分病人留在县里,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然而,熟悉基层医疗的人都知道,过去县域内无序就医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县乡医疗机构各自为政、争夺病人并不少见。
 
    解决基层医疗的这种结构性矛盾,首先要对医疗机构主体,区域信息平台,人、财、物等医疗服务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根本上改变基层各级医疗机构视对方为“竞争对手”的局面。否则,一切改革都将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天长以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为载体,构建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还是启东组建医疗集团,完善县(市)镇村一体化管理体系,让大小医院成为“一家人”,促上下联动变成“一条心”,无疑是推进基层医改十分重要的基础保障。
 
    理顺医疗机构分工合作这个大的脉络,才能安放好医院、医生和群众各自的利益。自2012年启动改革试点以来,相关地区已经探索了一些配套改革,比如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加快补偿机制、人事薪酬制度、医保支付制度等改革。这些改革多管齐下,不仅为老百姓带来诸多医改红利,也为医务工作者创造了更好的执业环境。一份有关2015年公立医院改革的报告显示,接受复评的县(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下降6.2个百分点,医务性收入提高3.3个百分点。一降一升,体现的不仅是医院总收入向合理比例的回归,更是基层医改对各相关主体利益关切的精准把握。
 
    当前,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但还面临着不少尚待突破的难点。比如,如何处理、协调医共体、医联体内部的利益关系,以及龙头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间的责任分配?改善村医队伍青黄不接、信息化建设未实现完全互联互通的现状,又该从何着手?如何改变“倒三角”关系,实现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有序下沉?有人说,哪里“三医”联动得好,哪里医改成效就好。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需要理清改革的脉络,提高医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全局视角部署后续的改革方案,不断扩大医改的受益面。
 
    医改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改革中理清脉络的过程,无疑也是调整利益的过程。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拣软柿子捏”、违背医改精神搞小动作、甚至直接抵制医改的情况依然存在。上面推一推,下面象征性地挪一挪,这种惰性也亟待克服。因此,要想充分发挥改革的叠加效应,还必须进一步厘清改革责任,防止部分人出于私利不想为、不敢为、慢作为,影响基层医疗改革的成效。
 
    基层医疗收益小,服务面却很大,解决好他们的出路,是医疗改革的重要任务。只有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打好控成本、降费用、保质量、提效益的组合拳,形成“首诊在基层、大病在县内、康复治疗回基层”的格局,才能以科学合理的就医秩序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03日05)
 
    同“95后”一起构建生活和价值
 
    朝气蓬勃、好学上进、视野宽广、开放自信--在日前举行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点评了“95后”大学生群体。面对“可爱、可信、可为”的新一代青年,该如何向他们传递知识和价值,亟须与时俱进的思考和实践。
 
    在笔者工作的教育现场,与“前辈”相比,这一代的年轻人显然更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多数人都能够与师长清爽自然地对话,而且往往超越了师生之间传统的交流内容,除了学习知识,从生活态度、人生价值到社会热点,几乎无所不包。当“80后”已经成长为单位的中坚力量,“90后”纷纷结束学业奔向社会,占领校园的“95后”们,已经开始进入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们渴望去了解世界,也愿意去改造世界。
 
    “95后”还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波真正意义的“互联网一代”。互联网在全国范围普及始于世纪之交,而社交网络的兴起则又在10年之后。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对于“80后”“90后”来说要到几乎成年后才能了解的东西,“95后”在青春期便已了然于胸。由于经历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知识大爆炸,他们往往有着广阔的视野和胸襟。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过早祛魅的,也是高度部落化的。同时,网络化的成长体验,让“95后”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会勇敢地质疑在我们看来不言自明的东西,也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加笃定的把控力,但也缺少一些对现实世界的真正体察。这一代的崛起,意味着互联网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土壤,青年成长已经形成一种全新的模式,并开始自觉地接受历史和社会的检验。
 
    我们这些“慢慢变老”的师长与日益年轻的学生之间,存在着日益变宽的代沟,但不应该认为代沟是个坏东西。恰恰相反,承认代沟的存在并积极、善意地与“沟”另一端的人展开对话,才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事实上,“95后”的大学生,显然比“80后”的老师更乐意去做这件事。无论是“年轻人不可理解”,还是“不要去碍年轻人的眼”,都是看似自知之明之下的一种逃避。笔者的“95后”学生们,其实很乐意去倾听“老家伙”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哪怕与学业、专业毫无关系。互联网在联通了不同地理空间和时间线上的人的同时,也磨平了很多人际交往中的身份差异。我们民族的复兴之梦、我们国家的百年目标、我们生活的酸甜苦辣,都是“95后”成长的一部分,既然大家因为共同的话题和旨趣走到了一起,又何须在意谁是老家伙谁是新伙计?
 
    谁又不曾是少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人正在触摸“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能够在人生黄金期参与这个伟大历史进程,实乃“95后”学生的人生之大幸。今天的教育者,应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学习体会、生活历练,让他们感知到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让他们认识到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无限光明。
 
    少年强则中国强。“95后”是无差别心的,他们看似“无法无天”的一面,反而是家中长辈和教育工作者最需要去好好珍惜和引导的。任何一种文明的生命力,都体现在对新的思维方式的包容和滋养。中国的未来必然属于“可爱、可信、可为”的年轻人,走进他们的世界,找到他们存在的地方,构建共同的生活和价值,师长不可回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04日05)
 
    拆除海外受众的“心墙”
 
    一位主持人与3位中外嘉宾围坐方桌,喝着咖啡侃侃而谈,品评2016年影响中国的那些大事。这是最新开播的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为“2016年盘点”策划的脱口秀第二弹,精彩的内容频频收获点赞。
 
    表达中国,既要借船出海,借助发达国家现有传播途径;也要自己造船,创造中国自己的传播渠道。回想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登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一抹亮丽的中国红向全世界发出“Experience China(感受中国)”的邀请。在“世界十字路口”的亮相,标志着中国对外传播的新气象。如今,中国媒体借力海外华文媒体、脸书、推特等积极“走出去”,更进一步搭建起中俄、中拉媒体等国际合作框架;今年刚刚开播的中国国际电视台,面向全球打造一条系统、优质、权威的传播渠道,既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从一条广告到一个媒体方阵,可以说,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的条件。
 
    然而,中国的对外传播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中国在阔步走向世界的同时,“失语挨骂”的问题如影随形。“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些老哏也被翻来覆去炒作,境外部分媒体和有关人士不时有误解、歪曲、攻击中国的言论和谣言。而放眼国内,一些媒体还未掌握国际传播技巧,有的“唯政治论”,缺少情理支撑;有的内容刻板,“只凭动机,不问效果”;有的“自说自话”,习惯单向灌输式传播……凡此种种造成了“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正所谓“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将被别人表达”,我们今天既需要敢于亮剑、及时回击,也要创新传播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才能下好对外传播这盘大棋。
 
    传播中国声音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曾经,一部《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人充满了对东方古国的美好向往,一部《西行漫记》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推向世界;今天,该如何用中国故事吸引人、怎样用中国理念影响人,进而通过大众媒介流传开来、影响世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从海外发行60多万册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到外国网友纷纷点赞的网络视频《十三五之歌》;从在美国覆盖率达80%的中国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到有十余个国家主流媒体报道转载的视频《习主席来了》……这些对外传播的成功,得益于把“我们想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找准了海外受众的阅读兴奋点。掌握国际传播主动权,我们还需不断总结经验,撸起袖子加油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而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今天,“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不仅是媒体对外传播的金科玉律,也是一个国家自我表达、参与全球治理、建构话语体系的前进方向。我们有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也同样有能力挖掘和讲好更多的“中国好故事”。
 
    提升食品安全的“整体水位”
 
    一根根五颜六色的胶带,捆住了生鲜蔬菜,却让甲醛超标10倍;超市里的活鱼,一方面是新鲜,另一方面可能有禁药残留……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隐含着不容忽视的食品安全问题,媒体曝光再次触动了人们紧绷的神经。
 
    应该说,这些年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不断好转,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而且,从现实感受讲,“舌尖上的威胁”离得越近,人们的忧虑就会越大。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再到“瘦肉精”“皮革奶”……这些原本应该出现在化学课堂、化工车间或者科学实验室的专业词汇,却成了人们熟知的“常识”。据统计,食品安全已连续5年位居中国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之首。
 
    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和群众期待对照起来看。品牌企业的信誉、监管规则的完善,是建立公众信心的关键因素。遗憾的是,近年来有许多大品牌在这个问题上得了负分。2017年1月1日起,台湾康师傅解散,这是从“油品事件”发酵以来的延续。近些年,上海福喜食品大量采用过期肉,一时间让不少快餐店噤若寒蝉;石家庄三鹿集团的牛奶,一度让中国奶业一蹶不振;南京冠生园的过期月饼,让节日的餐桌多了谨慎和担忧……品牌企业的质量失守,无疑会让人对监管缺位产生更大的忧虑。
 
    无论从安全性和安全感的需求来讲,食品安全工作都不能有丝毫放松。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增强食品安全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切实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这是对具体工作的要求,更是对群众呼声的回应。
 
    食品安全的整体水位,需要全社会涵养,但其解决之道,绝不是人人背诵安全口诀、人人成为食品专家。从治理角度讲,还是要以最严的监管体系来托底,在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严格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程序、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等方面下功夫,踏踏实实筑牢最基本的安全线。
 
    食品安全保障,没有完成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诉求,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有没有毒、有没有害,而是延伸到对健康、环保理念的追求。事实上,为了应对各种新的食品化学污染物、致病微生物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升级。201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加强婴幼儿乳粉监管,从每个季度抽样检验公布一次改成“月月抽检、月月公开”;国家卫计委印发《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体系,制定、修订30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形成近110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涵盖2万项指标,基本覆盖所有食品类别和主要危害因素……从满足群众期待的角度讲,只有从细从严抓好监管体系建设,才能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的基准线,以食品安全形势的持续改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只有时刻保持“紧而又紧”的态度,才能让人们紧绷的神经逐渐舒缓,让食品安全的水位不断提升。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06日05)
 
    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畅快的呼吸
 
    由于气象条件的变化,持续笼罩华北等地9天多的雾霾,从1月8日早上起开始自北向南陆续消散。新的一年,蓝天和雾霾的较量不会停止,群众对于治霾的关注也不会降低。1月6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向媒体介绍雾霾治理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7日,北京市代市长蔡奇就雾霾治理与媒体、企业和市民代表交流;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雾霾健康防护知识;中央气象台就近期雾霾天气气象成因召开媒体通气会。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量几天来集中释放,传达了党和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也摆出了治霾难点和今后思路、举措,回应了公众的关切。
 
    应对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生态问题,中央早已在战略上作出部署。“向环境污染宣战”“消除人民群众‘心肺之患’”是本届政府对百姓作出的郑重承诺。2013年9月,国家启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十个方面的35项措施,执行3年多之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总体上有明显改善。在全国层面,与2013年相比,74个重点城市PM2.5浓度降低了30%左右。虽然改善速度还赶不上群众的期待,但坚定的决心与果断的行动毋庸置疑。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大气环境质量在冬季改善的幅度非常小,甚至没有改善,给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究其原因,是一些治霾措施在冬季之前管用,进入冬季特别是供暖期,这些措施就不够了;极端天气引起的冬季气象条件变化,使治霾比预想的要复杂和困难。当此之际,提振信心非常重要。天不帮忙时,人更要努力。不能因为冬季治霾效果不理想,就怀疑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方向和技术路线,而应该检视在执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哪些措施还没有落到实处,哪些措施还存在跑冒滴漏,尽快补上短板。环保部提出下一步强化冬季污染治理的六方面措施,就是对症下药之举,只要各地照方抓药,扎扎实实行动起来,必然能够缓解冬季的雾霾局面。
 
    治霾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特效药,不可能一招制敌,一蹴而就。治理雾霾,既要打好减少重污染天气的攻坚战,也要打好不断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持久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需要有点耐心和恒心。治霾,是在负重前行。这个重,表现在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多种污染物交织在一起。其根源在于偏重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高消耗、高废弃的生活方式。以雾霾多发的华北地区为例,京、津、冀、晋、鲁、豫六省市,国土面积占全国7.2%,却消耗了全国33%的煤炭,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30%左右,这些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何时能够减轻重负,取决于各地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有多大。
 
    治理雾霾,决心信心必不可少,责任心更是不可或缺。各级政府的责任,是狠抓落实;各类企业的责任,是达标排放;每个人的责任,是支持环保、参与环保。重霾之下,一时焦虑、抱怨,可以理解,调侃、自嘲一下,未尝不可。但也要看到,照明、燃油、采暖、制冷等现代生活方式创造了便利,同时也会付出代价,会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导致污染物排放。环保的每一分进步,都离不开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方面得到群众的支持,跟在治理雾霾上取得共识同等重要。
 
    天上不会掉馅饼,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治霾也一样。刮风不由我们做主,行动却取决于我们自己。只有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多见蓝天,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畅快呼吸。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09日05)
 
    激发活力,为科学家松绑解压
 
    1月9日,科学家们又一次站在聚光灯下。“赵忠贤、屠呦呦获201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为获奖代表颁奖”的消息迅速刷屏。两位科学家及其获奖成果也成为搜索热词。网友纷纷留言,表达对科学家的崇敬之情,并为科技创新的诸多进步感到自豪。
 
    这种自豪是有底气的。英国《经济学人》、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去年曾刊文,专门讨论西方“借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创新,“山寨”中国移动应用产品的现象。角色的悄然转换,背景正是近年来我国科技整体能力的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此次获奖的中微子物理、北斗导航、第四代移动通信等都居于领先地位。“中国创新”,正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容小觑的一支力量。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靠制度革新解放生产力,也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今天,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性时期,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创新积累,人类正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门口。试想,如果可控核聚变能够实现,石油和煤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新的超导材料被发现或合成,电力传输不再存在损耗;如果基因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平均寿命猛增至120岁以上,这个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多大的改变。而从我国经济面临的新形势看,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今天,更是迫切需要全面提高创新供给能力。
 
    同这些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创新还有不少“短板”。整体而言,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仍不畅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还不突出,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要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让科技创新真正发挥“第一引擎”的作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创新的障碍,刻不容缓。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回看今年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经历,赵忠贤的团队一度艰苦到在被窝里打老鼠,累了就在桌椅上靠一靠,饿了就煮面条;屠呦呦入职时,实验室连通风设施都没有,除了在实验室“摇瓶子”,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今天我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研队伍,科研条件已然大大改善,更需进一步调动和尊重广大科研人员的创造精神,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既要赋予科研院所和高校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自主权、更多的人财物支配权;又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新人才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为科学家撑腰,让创新者“名利双收”。
 
    去年“科技三会”的成功举行,让广大科技工作者欢呼“又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千方百计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不负春天所赐,不误春天所期,共同吹响建设科技强国的号角。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0日05)
 
    加钱抢票 技术创新还是马甲黄牛?
 
    每到春运,火车票就成为归乡小伙伴最揪心的牵挂。今年的手机抢票软件,突然多了“加价”功能,不加价的抢票成功率还没有12306官方网站高。网友吐槽“说好的免费真爱呢,还能不能一起愉快抢票了!”
 
    抢票软件是随着铁路12306售票网站的出现而产生的。当初它们急乘客之所急“为人民服务”,不收分文帮人免费抢票,可惜鸡年一来,抢票软件也成了“铁公鸡”--一毛不拔、不再免费,想用就要交钱。20元的VIP抢票通道,30元的VIP极速抢票通道、66元的至尊光速抢票通道……还有更精准的,智行火车票APP,每多付1元钱就可以提高0.1到1个百分点不等的命中率,“小费”200元封顶。
 
    面对纷繁复杂的加价抢票,公众不免生疑:这跟“倒票”有啥区别,不就是披着高科技马甲的“黄牛党”吗?根据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国家发改委和铁道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查处代售代办铁路客票非法加价和倒卖铁路客票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火车票销售、代售服务价格有硬约束:服务费5元封顶,除此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在客票预订、销售环节加收任何费用,地方有关部门也不得批准收取各种费用。一言以蔽之,代售车票过程中,加价或变相收费属于价格违法。
 
    限制加价收费的初衷,为的是广大乘客能够买到“平价票”。但现在的抢票软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技术掮客。代理销售火车票得有资质,抢票软件没有;服务费不得超过5元,抢票软件收费最高的都上百元了。根据《通知》,不具备代办铁路客票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为他人代办铁路客票并非法加价牟利的;个人以营利为目的,变相加价、从中渔利的,属于倒卖铁路客票的违法犯罪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也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抢票软件收费愈演愈烈,却没听说哪家被处罚,更不要说被刑罚了。那么,抢票软件是否构成一种代售?收费到底合不合法?不合法怎么没人管?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澄清说明、释疑解惑。
 
    有人说,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抢票收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管不着吧?听起来有理却不正确。票价不轻易上浮的现实逻辑是:春运回家是情感上的刚需,火车票售卖要照顾分配效率,更要侧重分配公平。换句话说,如果火车票可以随便加价,12306完全可以自己选择竞价。但如果真是选择了“拍卖”,让价高者得之,显然不会有抢票软件的存在,也偏离了分配的正义。
 
    不得不说,抢票软件的出现本身是一种无奈的结果。它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春节期间总需求量太大,火车票供不应求,类似大医院的专家号,急着回家过年又买不到票,乘客只能“病急乱投医”。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抢票软件趁火打劫,并借此扰乱秩序、影响公平甚至哄抬价格的理由。代人购票收费与代人挂号收费到底有没有区别?真人版“票贩子”被严打,为什么软件版的“票贩子”可以存在?说到底,一种新现象的出现,离不开现实的需求,离不开市场的配置,轻易打死不是办法,但必须与时俱进地管理和规范。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0日05)
 
    不让孩子迷失在网络丛林
 
    令很多青少年谈虎色变的“戒网瘾学校”,今后或将被立法禁止。正在征求意见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拟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虐待、胁迫等非法手段从事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活动。相关立法的推进,体现了国家监护制度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的完善。
 
    青少年沉迷网络,早已引起全社会的忧虑。严重者整日沉溺在网络游戏等虚拟世界,到了分不清现实世界的程度,一度被命名为“网瘾少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戒除网瘾确实是刚需,但有些无良之徒从中看到商机,假借“戒网瘾”之名开办非法机构,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引起广泛声讨。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青少年沉迷网络,往往有着复杂的成因,家庭缺位、教育失灵、社会失范都有可能造成。让未成年人正确、适度地运用网络,准确认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差别,是成年人理所应尽的义务,也是此次立法的重要目的。
 
    对于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既是奇异世界的入口,也隐藏着很多灰色角落,还存在着一些危险区域。根据统计,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犯罪因网络而起,网络欺凌、网络犯罪、网络不良信息等现象的存在,使网络空间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新领域,需要社会各界形成保护合力。此次公布的送审稿也涉及以上各个方面,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只是目的之一。除此之外,还包括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违法信息侵害、避免未成年人接触不良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上个人信息,等等。总而言之,不让青少年成为互联网的受害者,是此次立法的基本出发点。
 
    国家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发挥监护人的作用,仅仅意味着国家划出了底线,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家长、学校以及企业、社会等各方面应尽的义务。比如引起巨大争议的网络游戏,提供者不能将青少年视为商业资源,而首先要考虑到他们的身心特点,这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所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中,多个条款规定了网络游戏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并明确禁止未成年人在每日的零点至八点玩网游。除此之外,还需要教育、引导等非强制性手段。在网络保护的意义上,青少年不仅是“国家的孩子”,也是“社会的孩子”,为他们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应该是社会文明的重要部分。
 
    进而言之,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培养他们的网络素养,离不开成年人以身作则。客观地说,沉迷网络并不仅仅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以现代人对网络依赖之深,按照某些专家的观点,很多成年人都要被送去“戒网瘾”,更何况自控力远不成熟的青少年。不能简单认为把青少年身边的网线拔掉,就能保证他们恢复正常。某种意义上,孩子沉迷虚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现实世界的缺位。那些痛斥孩子深陷“网瘾”的父母,是否也应该反躬自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足够的陪伴和关爱?人人低头玩手机的家庭餐桌,又怎能给孩子提供正确的示范?就此而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提高网络素养,捍卫现实的边界和人际的温度,不让网络劫持我们的生活。
 
    从成长的角度,每个人的青春期都有曲折、有迷茫,偶尔也有歧路。互联网的存在,能让孩子们看见超出现实的更多风景,也让成长更像一场丛林中的冒险。帮助他们顺利走出这片成长的丛林,走向宽阔光明的人生道路,乃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1日05)
 
    农村土地整合是个潜力股
 
    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准备动作。目前,流行的做法是搞土地经营权流转。然而,也有些地方选择以不改变经营权的方式实现集约化经营,即土地整合。据报道,安徽、广东、湖南等地区的农户,近年来通过“互换并地”“结对并地”等方式,实现“一户一田”或“一户一地一田”,以便机械化耕作和兴修水利,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还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
 
    各地做法不尽相同,目的都是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这个大问题。在农业尚未转型、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时代,土地肥力的差别对农户利益至关重要,土地基本都是按等级组合分配,但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种分散的“花插地”,越来越成为机械化耕作的“拦路虎”。
 
    地块过小,机械化水平低,对农业利润的影响可能超过许多人的想象。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粮综合人工成本10年间提高了3倍,部分经济作物人工成本上涨更快。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人工成本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加上近几年国内国际农产品价格全面倒挂,这进一步压缩了农民的种植利润。据统计,2015年我国三种主粮种植净利润不到20元/亩,部分经济种植净利润更低,棉花每亩净利润下降至-921.55元。这固然和市场周期有一定关系,但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水平的阻碍也显而易见。
 
    解决土地细碎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土地流转一步到位,由经营户进行整合,但它的权属不稳定,也隐藏着后续问题。土地整合作为另一种适度规模经营的选择,虽然未来可能还是需要往更集约的方向过渡,但其权属划分更清晰,既可以为下一步的流转做准备,也能为城镇化留下转圜余地。而且,土地整合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比一般人想象中要大。据日本农业主管部门测算,规模为1公顷的地块生产1公斤大米成本为201.67日元,而规模为15公顷以上的地块生产成本只有120日元/公斤,成本可以降低40.5%。
 
    从我国的情况看,土地置换整合无疑是个潜力股,值得认真谋划。根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高达2.28亿户,仍占全国农户的95%左右;而经营规模在100-200亩的农户只有74.8万户,超过200亩的只有31.1万户,合计占比不到5‰。事实上,所谓规模化经营,关键不在于提升土地生产率,而是劳动生产率。因为随着土地集中度的提高,其边际成本是递减的。某种程度上讲,只要适合机械化作业,土地集约度就已经达标。因此,无论从现阶段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加农民收入的需求出发,还是从未来适应城镇化发展的角度讲,土地整合都称得上是一步先手棋。
 
    土地权属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步改革都应该追求蹄疾步稳。只要坚持农户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并调动其积极性,把分散的资金和政策资源整合起来使用,农村的土地整合,就有希望同时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农业这条船要向“优质优价”调头
 
    农业供给质量不高,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无疑是有的放矢。
 
    农业供给质量问题,不单指纯粹的质量达标问题,还在于农产品供给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生活质量提高和健康生活的需要,以及农业投入不合理、农业资源消耗过度及环境恶化等对未来收益的损害。
 
    事实上,我国已经加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公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达标率近乎100%,近几年亦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恶性事件。但客观地说,由于农业化学投入物的滥用,消费者对国产农产品的信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我国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超过世界20%的人口,却也使用了占世界30%以上的化肥。在一次有几十个农民朋友参加的座谈会上,笔者曾提出一个问题:农业生产中施用的化肥农药是否过多?在座的农民几乎异口同声回答:过多了。再问: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农民反问说:不用那么多化肥农药,怎么长庄稼?
 
    然而,使用多少化肥,不只是农民的价值选择题,还受许多因素限制或驱动。长期以来,我国农业走的是一条艰难的路,在农业资源受约束的情况下,还要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这导致了不断提高农产品数量的政策倾向。比如,为了避免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农民造成负担,设计了农资综合补贴政策以提高积极性。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也明显地向高产品种选育及技术推广倾斜。现有的政策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最大目标都是提高产量。因此,农业供给质量的改革,不是让一艘船调头,而是整个舰队要转向。
 
    此前进行的几轮农业结构调整,虽然要求农民面向市场调优生产,也解决了结构调整前的财政负担过重、农民卖粮难和打白条等难题,但基本上都是在农产品数量上做文章,并未有效地熨平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的问题。
 
    发展到今天,改革形势也在悄悄地起变化。消费者对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农民需要寻求新的增收空间,加上国际市场影响加大,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客观上要求我们转换农业发展方式,从单纯追求数量的动力机制,过渡到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
 
    农业供给质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但农业结构调整必须发挥好政府作用。政府不推动,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的发展方式还将持续下去。然而,政府部门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上。只要能守住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这三条底线,没必要过于细致地去干预农业产业结构。
 
    与之相应,农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必须充分体现出优质优价原则的核心地位。比如,在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同时,可以根据质量差别适度拉开档次。托市收购价的影响因素,除了水分和杂质,还应把营养含量、纯度等体现质量差别的参数包括进来。在重金属污染和地下水消耗过度等不适宜生产地区,停止托市收购政策。这些地方的农产品,政府要积极推动品牌建设,设定严格标准,并重新调整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为其提供不同方向的科技支撑。总之,要把提升农业供给质量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让支撑农业生产的技术体系和政策措施,整体转向有利于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的轨道上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3日05)
 
    “等风来”不如真督实干
 
    未来几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再次遭遇重霾天气。跨入新年的北方地区,正在经历“过山车式呼吸”,健康忧虑和环保焦虑同时涌上心头。为了推进雾霾治理,环保部近日派出13个督察组,分赴晋冀鲁豫四省开展交叉督察,核查应急减排措施的落实情况。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成因复杂,而非法排放、超标排放又加重了污染,长效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说打赢大气治理的持久战需要时间,那么遏制污染排放离不开看得见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治理尤其是环保督察既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又需要落地有声的执法力度。
 
    应该说,环保督察的成效有目共睹。但也有些地方心存侥幸、应付督查。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巡视江西九江,彭泽矶山工业园仅仅停工停产一个晚上,原来浓重的烟雾、难闻的气味便在督察期间不知所踪,而等督察组走后又继续是隆隆机器声、滚滚烟尘气。“你来我停,你走我产”的猫鼠游戏让“督察蓝”昙花一现。
 
    事实上,“应对督查,各耍花招”不限于一地一例。有的地方频出怪招,为了抑制浮尘,用水泥灌浇树根;有的专门“照顾”空气质量监测点的周边,频繁洒水喷雾、禁止货车通行,甚至堵塞空气自动监测采样口;还有的工作搞“一刀切”,发红头文件强制关停市区和县城的大多数中小餐馆,貌似态度“坚决”,却是脱离实际的应付式做法。倘若这些地方把对付环保督察的“聪明才智”用在污染治理上,把“督察组来了蓝天现”的小目标落实到行动中,就不会这般绞尽脑汁了。鉴于此,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稳步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全面收回1436个国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城市站监测事权,是对症下药的重要改革步伐。
 
    督察不是今天来明天走的“一阵风”。环境治理从来不是靠突击蛮干,只有科学、有序地采取治理措施,才能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来较大的公共收益。既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又要把功夫用在平日里;既要用好卫星遥感、网格地图等监测创新手段有的放矢,又要发挥大数据预警和信息公开来引导预期。当然,不能蛮干不意味着不干或假干,一些地方表面“重污染警报”,实际却“应急不响应”。不管是“先说为敬”还是“表演过关”,都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隔甚远,要靠扎扎实实的督察行动认真纠偏。
 
    环保督察不只是为了“揭短”,也是在创造新的社会治理起点;不只是下沉一级“督实干”,也是经济社会体制的“再理顺”。空气、土地、阳光和水是属于每个人最公平的生命资源。发展为了什么,治理为了什么?不让答案悬在半空就该用制度和行动去赢得未来。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6日05)
 
    师范院校当聚焦教师培养主业
 
    坚守还是突围?继续深耕教师培养、将师范教育做优做强,还是寻求转型升级、从师范特色转型为综合院校?近几年来,这是我国教育领域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也是困扰很多师范类院校校长、攸关办学方向的发展难题。
 
    1月15日,在中国教育学会“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181所师范院校一律不更名、不脱帽,聚焦教师培养主业,改进教师培养机制、模式和课程,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来自管理部门的声音,为过往论争一锤定音,也让长期以来忧心我国教师队伍稳定的人们放了心。
 
    时针倒拨至21世纪初,在世界高等教育综合化、国内教师教育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一批师范类院校开始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尤其是最近几年愈发多见。而在进行升格、合并等转型后,人们突然发现,不少学校的校名中已经难觅“师范”二字。更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不少学校没有将精力放到强化师范类专业的质量上,而是热衷于建设一大批非师范类专业,忙于升格和扩大学校规模,拼命跻身综合院校之列,甚至有个别院校稀释师范类专业,将优秀教师充实到其他新增学科。这不仅削弱了学校的传统优势,模糊了师范院校教师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定位,也背离了教育改革的初衷。
 
    没有教师质量的提高,也就谈不上教育质量的提高。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任。我国约有2.5亿中小学生,培养庞大而稳定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石。而181所师范院校能否坚守初心、保持定力,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教师队伍的稳定,关系到广大中小学的办学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当然,也需要看到,当前师范类院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中小学教师之后,许多综合性院校设置教育学院,在学科优势、人才优势以及学校品牌等方面都给师范类院校带来了较大压力。另一方面,伴随全国教师资格考试和教师定期注册制度的实施,无论是师范生和非师范生,都须参加国考申请教师资格证,也让不少师范院校感到失去了“优越感”。
 
    压力即为前行的动力。面对挑战,师范院校的转型升级已是大势所趋。但转型的方向必须经过慎重考量,是在压力面前“去师范化”,盲目追求大而全?还是深耕特色专业,将师范教育做优做强,在更好地培养师范类人才和提升学校品牌上强能力、谋发展、做文章?答案显然应为后者。毕竟,教师不仅仅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也是一个职业性、应用型极强的专业学科,如果基础教育师资不通过专门化的教育培养,基础教育质量的保证就将沦为空话。
 
    《大学》中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为人师表者,皆应有定,师范教育更是如此,须在浮躁与压力面前不忘初心、保持定力、恪守使命,让师范生“学得好、下得去、用得上”。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7日05)
 
    靠内生动力告别“山寨”
 
    近日,一个产品网售额占全国超两成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引发广泛关注:在福建莆田鞋城,白天门庭冷落,夜晚却进入卖假狂欢。不少厂商打着原单真标的旗子,装着阿迪耐克的盒子,但掩不住鱼目混珠的里子。“山寨”并非新话题,但痼疾不愈,引人忧思。
 
    这些“山寨”产品,“假”得可恶却又“真”得可怜。与30年前温州“纸皮鞋”厂商不同的是,这些“代工2.0时代”的厂商,有的因有给国际大牌代工的经历,往往掌握了全套工艺流程;有的具备真技术、好设备,产品虽是仿冒却并不劣质。有时,仿品质量甚至优于正品,却仍走老路“蹭名牌”,这正是令人痛心之处。
 
    做品牌太贵,搭便车划算,很多“仿造”企业的心态不难理解。其实这些企业,比谁都清楚品牌的价值,却又输在畏惧开拓创新的鸵鸟心态,没有动力弥补设计营销的短板,没有劲头在制造工艺上更进一步。一言以蔽之,它们有过错可“入罪”,但也有实力可“自新”。踢它们一脚,当然会滚坡下山;但如果拉它们一把,未必不能有所作为。
 
    近年来,政府部门与电商平台的打假力度一年胜过一年,被抓的造假者人数大幅增加,公开销毁假货的示范活动也明显增多,高仿生意的空间受到空前挤压。但一些地方制假售假依然成风成片,地域性特征暴露出商业伦理的集体滑坡。这其中固然有制假者的贪赚快钱,但也有当地政府和电商平台的默许纵容。源头打假不力,销售地和网上的打假就会变成“打地鼠”,“监管发力”只会沦为一句空话,等到制假规模壮大之后,不仅连根拔起愈加困难,而且届时承担“差评”的不只是某个品牌,而是整个地方乃至中国制造的整体声誉。
 
    当然,除了打假,也要正视“山寨”企业从夜幕下走到光亮处的现实困境。品牌设计缺人才、推广铺货的交易成本高、营销传播的渠道少……一块块拦路石挡在它们的品牌转型面前。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也曾假鞋横行的晋江,经过大力整治与产业转型升级,涌现出安踏、361度、特步等诸多知名运动品牌。晋江鞋企的成功转型,“看得见的手”功不可没,正说明告别“山寨”并非不可能,需要的是地方政府勇于壮士断腕,不因制假经济的蝇头小利而牺牲了地方发展的转型良机;善于运用政策、财税等综合手段,营造健康公平有序的商业生态。
 
    当然,外力的孵化作用终究有限,企业要真正从市场竞争中破壳,归根到底要靠内生动力。这两年,“大疆”无人机靠技术飞往了世界各地;传音手机在国内无人知晓,却因为解决了黑人的自拍问题在非洲实现了突围,占领了非洲40%的市场;在国内只卖20多元人民币的国货“飞跃”,因为全新的策划和包装,飞越重洋在欧洲卖到50到120欧元,归根到底还靠自己。海尔冰箱是自己的榔头砸出来的,华为手机是自己的科研经费砸出来的,不在产品上用心,就没有人能释放出穿透平庸的光亮。
 
    挣扎在高仿链条上,也许能苟延残喘于一时;但不主动跨入痛苦转型,前面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尽管品牌的成功是一个充满变量的函数,但可以确定的是,脱下“假鞋”真正走上创新路,才有值得期待的未来。
 
    主攻供给侧 打好攻坚战
 
    日前,中央政治局就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中国经济朝向更高质量发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加法”“供给和需求”四个重大关系,尤为紧迫。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必须明确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周期性、总量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对此,广大干部已有比较清醒、准确的认识,本轮调控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也正源于此。但是,在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如何因地制宜、拿捏好主攻的重点和难点,仍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与实践偏差。
 
    比如,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地方“放”得比较好,服务意识也在逐步跟上,可是“管”的分寸却不明晰。到底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管要管到什么程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边界在何处,都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其实,政府作用不等于行政命令的简单下达,“看得见的手”要尊重市场规律,把“改革”“政策”“规划”“法治”四张牌组合好、打出效率与章法。
 
    又如,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我们常说,战略上的持久战要坚持稳中求进、久久为功,战术上的歼灭战则要注重实效、步步为营。但在具体的工作中,有的地方顶不住短期的阵痛,受不了局部数据的波动,便又对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心怀不忍,甚至为一己政绩大搞“统计注水”。对此,不仅要鼓劲承受阵痛,更要激励大家在培育新动能上下功夫,找到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之处,从而让新的“增长点”早日取代旧的“阵痛点”。
 
    再如,“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讲究的是“减法”。可现实中,有的地方做减法“一刀切”,误伤无辜;有的地方房地产的库存是减了,但信贷的杠杆却加了不少。而补短板、惠民生、培育新动力、扩大中高端供给等则需做好加法,但不能一拥而上形成发展虚火,也不能搞强刺激和撒胡椒面形成新的重复建设。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做减法还是做加法,都要把握症结、用力得当,体现责任与担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当前供给可以成为明日需求,脱离需求支撑的供给同样可能造成产能过剩。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管理需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而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比如,利率的调整、银根的松紧可能一方面影响需求侧的消费能力释放,另一方面又关系到供给侧的企业资金成本。做事有度、处事有方,增强管理工具的灵活性、精准性,才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到中流击水处,不进则退,既要一仗接着一仗打,又要把握好节奏与力度。“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如今,无论钢铁行业“压炉”和安置再就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统筹部署,还是基层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深水攻坚,处处皆是“难”字当头。各地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不因困难而不为,不因风险而躲避,不因阵痛而不前,定能闯关夺隘、争取这场攻坚战最后的胜利。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24日05)